徽州建筑在中国建筑史的特色

徽州建筑在中国建筑史的特色

时间:2020-01-09 08:18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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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建筑,亦称徽派建筑,概指明清时期徽州府辖区内的古建筑派别,以徽州古民居、祠堂、牌坊、马头墙、天井、雕饰等建筑内容和元素,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外观特征和装饰风格,其内部形态构成和技术结构则体现中国传统木建筑特征。徽州建筑简约、古雅、富丽的视觉形象中包蕴着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为主体的精神向度,如宗法观念、风水观念等,整体呈现伦理境界和人文 艺术 境界有机融合的古代建筑相貌。目前,徽州地区保存元、明、清古建筑7000余座,被认为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建筑群体。放眼学界所书的中国建筑史,在建国之前,徽州建筑在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版图中一片空白,处于缺席状态,上世纪50年代,学界首次接近徽州建筑,直到1980年代以来,随着徽州地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徽州建筑才得以为世人瞩目,回归到中国建筑史的家族之中。本文对中国建筑史学版图中徽州建筑所处的两个阶段予以阐述,且立足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背景,试从地缘、时代、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旨趣等方面,重点分析建国之前“缺席”的原因。 一、缺席与回归的两个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肇始于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沿循流行于西方的建筑史观,参照西方建筑史研究方法开展大量基础研究工作。中国营造学社虽然仅存10余年,但其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意义深远,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自立’时期的成果,为其后中国建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奠定了基础。”①中国建筑史学的大厦历经几代学者的建构,在实物与遗址调研、文献研究、“类型”研究、“做法”研究,通史、园林史、宅地史、技术史等方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徽州建筑第一次走进建筑史学的视野是在1952年12月,时年55岁的刘敦桢先生第一次走进徽州,对歙县西溪南乡古建筑进行考察,发现一批明代祠堂、民居和牌坊,随后撰写、发表了《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由此,徽州建筑得以进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殿堂,对于徽州建筑来说,这次历史机遇的到来可归因于营造学社在建国之初分流为南北两宗学术流派,即以清华大学为基地的北方学术流派和以东南大学为阵地的东南大学学术流派。营造学社的两位主力学者梁思成和刘敦桢一南一北,率队开展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之前,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活动范围以1938年为时间结点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活动圈,1930年到1937年间,以中原及华北地区为研究区域,“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的率领下,从1932年起到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在华北地区137个县市,调查了古建筑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的测绘图有1898张。”②仅从这一系列的数据足以可见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但是这一组数字与徽州和徽州建筑并无关系。1938年到1945年间,因抗战爆发,营造学社随西南联大前往西南后方,期间梁思成和刘敦桢在西南地区开展野外实地调查和研究,足迹遍布云南、四川、贵州、陕西、西康等省市。这次,地处江南的徽州因为不属于抗战期间学术撤退的区域,徽州建筑再次与营造学社失之交臂。营造学社解体之后,刘敦桢于东南大学组织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南方学派开展工作,之前一直不为营造学社重视的长江中下游的建筑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概括地说来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研究了江南古典园林;二是研究了南方传统民居。”③这个时期,刘敦桢团队的学术足迹活跃于上海、苏州、扬州等南京周边地区,徽州也在其列,由此,徽州建筑开始亮相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大舞台。

刘敦桢先生考察徽州建筑的翌年,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合写的论文《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发表于《建筑学报》,在该文中有如此记述:“最近在安徽歙县发现许多私家的第宅,厅堂用巨大的楠木柱,规模宏大。”④在梁氏浩繁的建筑研究文献中,如此寥寥数语是笔者读到的唯一提及徽州建筑的内容,而其语境是对明代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评述。在《中国建筑史》中涉及明清民居建筑时,梁思成粗略提到:“长江以南各省,东自江浙,西至川黔,南及闽越,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征。”⑤对于徽州建筑在南方建筑系统中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形制特点等个性特征,梁氏终其一生没能进入,这对于梁思成的学术体系和徽州建筑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以刘敦桢首次考察徽州建筑为起点,徽州建筑走进中国建筑史学家族,其研究重镇在东南大学刘敦桢的学术团队。1957年,东南大学学者张仲一等出版的《徽州明代住宅》是第一部研究徽州建筑的专著。随后,关于徽州建筑的研究除了有零星学术文章面世(如考古学专家殷涤非的《皖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胡悦谦的《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等),并未出现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因历史原因,第一轮徽州建筑研究匆匆落幕。令人费解的是,刘敦桢先生作为学界发现徽州建筑的第一人,在其后续研究中徽州建筑却悄然退场,在1980年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在述及明清建筑装饰时提到:“安徽歙县住宅的装修和彩画也以精丽见称。”⑥全书仅此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及徽州建筑。

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家族中,徽州建筑研究的主力始终是东南大学刘敦桢创始的团队,由刘敦桢——张仲一——潘谷西的传承线条延续至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专题研究,他们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徽州建筑受到关注的程度日益提高,如新世纪之初,在罗哲文、王振复主编的《中国建筑 文化 大观》中,徽州民居得以与黄土窑洞、北京四合院、福建民居等相提并论,徽州棠越牌坊也作为明清牌坊建筑的代表在书中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在 社会学 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徽学研究得以勃兴,灿烂的徽州文化吸引着多个领域的学者奔向这片文化的热土,尤其是徽州地区旅游热的推波助澜,徽州建筑的造物图景及其思想文化价值,已然成为徽学研究格局中的重要篇章。由此,在徽学研究的框架中,徽州建筑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并派生出建筑技术、装饰、风水等专题研究方向,如张永春先生的《徽州建筑》便是代表之一。 二、徽州建筑的时空之境

学界对徽州建筑的时空界定更侧重于徽州建筑与徽州文化共生相融的

深层关联,即徽州建筑并非徽州地区地理范围意义上的全部建筑,而是指向徽州文化发展进程中,发端于宋代、历经元代,成熟于明清时期的具有鲜明地域文化气质的“徽风”建筑。“徽州建筑,既应符合地理意义上‘徽州的建筑’,也应当是文化学意义上,呈现儒家 伦理道德 精神风貌的‘徽风’建筑。”⑦ 当代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曾说道:“历史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加以推演的。因为历史是一种文化的结晶。”⑧但梁思成受西方史学“生物模式”叙事风格的影响,在其《中国建筑史》中针对中国建筑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作这样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力之一大动力。”⑨隋、唐时期,“唐为中国艺术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⑩元、明、清时期,“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仍古制。……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所措之混乱状态。于是民居市廛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11)当代学者赖德霖和巫鸿都认为梁式的建筑分期理论参照了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分期,“林徽因在1934年为梁思成《清式营造法例》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把中国建筑史概念化为‘始期’、‘成熟’和‘退化’三个阶段。”(12)即便是以文化史或艺术史的维度来考察建筑所包蕴的人文精神,汉唐气象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两宋时期因思想、经济等领域的“转型”结点也受到重视,明开始则逐渐式微,时至清代,则视为封建历史的终结。显而易见,将明清徽州建筑纳入中国建筑史的分期轨迹之间,其时代链条上的弱势地位再次将徽州建筑推向边缘。 在 传统文化 史观看来,中华文明的主脉在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宋以降, 政治 与文化、经济中心开始南移,长江流域和江南逐渐取得历史中心的位置。正因如此,营造学社初期明确将学术活动范围定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华北地区。梁思成1940年发表的《华北古建 调查报告 》中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到过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研究过两千余处遗址。”(13)他们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布山西、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华北地区,而徽州不在其列。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在于是时日本侵略者对北方建筑严重破坏,营造学社的带有抢救式研究的紧迫感奔走在华北的古建筑之间。 中国营造学社最初的10年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等基础工作一直被认为是这个学术组织成就最为辉煌的十年,这个团队没能造访地处江南的徽州,除了中国南方地区在传统文化史观中的弱势地位之外,地处深山的徽州地区山垠阻隔,通行不便也是其因之一。徽州地区因四面环山,兵燹鲜至,大量地面建筑实物免遭历朝战火的损毁,但同时也因舟车不便,让建筑史学的专家学者难以进驻其中。更何况在交通和通讯极为落后的年代,有限的文化与信息交流渠道终归让徽州建筑藏诸深山无人识。

三、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旨趣所向 传统史学研究偏重于宏观,处于历史意识中心的多是帝王将相、战争和政治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该史学传统投射到建筑史研究的范畴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官府建筑和宗教建筑,前者关乎官式做法,后者则指向神秘的神灵体系,在外观风格上,两者都同享巨大的物质形体以营造“崇高”的视觉特征。如被誉为“中国建筑两部文法课本”(梁思成语)之一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关于大殿、厅堂、箭楼、角楼等工程做法是该古籍的主要内容,梁思成认为是“清管式建筑之准绳”。受此研究旨趣的影响,大型宫殿、府邸、坛庙、佛塔、寺庙宫观、陵墓等建筑类型率先受到早期学者们的青睐。梁思成在1954年为油印本《中国建筑史》作前言时曾说:“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的积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14)因为处于特定历史时期表明阶级立场的需要,梁氏此番言论固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道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起步阶段的主导研究旨趣。 徽州建筑生成于乡野之间,是典型的民间建筑,其功能主要是满足庶民百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古民居、祠堂、牌坊被称为徽州古建筑“三绝”,除此之外,书院、桥梁、亭榭等也是构成徽州建筑的主要内容,虽然徽州地区存有一定数量的古塔建筑,但少有佛塔,多为风水塔(如歙县的岩寺塔,立意是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当墨,祈求岩寺文运昌盛)。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徽州地域与历史文化等原因,封建儒家伦理观念构成徽州社会群体的共同精神向度,虽然道、释二家思想偶有显现,但长期牢固占据徽人精神空间的是程朱 理学 与宗法观念,由此直接影响徽州地区的建筑造物行为,因而在徽州建筑的结构内容中,除了徽州民居之外,寄托精神诉求的祠堂与牌坊建筑类型远远多于寺观建筑。显然,徽州建筑因其建筑类型与官府建筑的宏大气象和宗教建筑的神秘指向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段时间内不为中国建筑史涉足是理所当然的境遇。

建筑史学研究中可资利用的史料通常为古建实物遗存、文献和图像。针对远古时期建筑实物难以遗留的窘境,通过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通往古时建筑的主要途径,如通过《长安志》对汉代都城长安建筑的读解。此外,借助艺术史学研究中图像志方法接近古建筑已被学者们视为一种新兴研究模式。明清徽州建筑群的数量和完好程度在全国罕见,因而是研究封建社会后期民间建筑的鲜活资料,如果徽州建筑群遗存没能为学界所关注,借助文献和图像的通道走近徽州建筑更不可能,因为徽州地域时空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隔千里,即便偶有传世文献,也多被视为下里巴人。朱永春先生在其著作《徽州建筑》的开篇即说道:“宋人罗愿《新安志》中,对徽州初期建筑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它可追溯到南朝梁大同元年(535)歙县永丰乡的向杲院,至于隋唐五代时期有关徽州建筑的记述,则更丰富翔实,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建筑足以看作徽州建筑的滥觞。”(15)更何况在徽州古典文献总体不受重视的境况之下,其中所包含的零散建筑记述也退之一隅。除了古建筑实物、

文献与图像之外,考古发现对建筑史学研究的价值颇为重要,与徽州同处同一地域文化圈的浙江河姆渡文化和相距仅百公里的繁昌缪墩先后发现干阑式建筑遗址,学界便不费周折地将徽州建筑的源头与此两处建筑遗踪相联系。 徽州建筑所处时空的不利因素使其为中国建筑史学所忽略,在此不妨作一简单对比,具有千年学术研究历史的武梁祠,作为汉代的一处建筑遗址,虽然武梁祠的学术研究重在艺术图像领域,但其能够成为学界热衷的研究对象,时空之因直接决定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汉代的墓葬、画像石艺术向来是人 文学 术牧场中的一片热土,更何况武梁祠地处黄河流域,从宋代赵明诚,清代黄易,到近代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美国学者费慰梅、日本学者关野贞等众多古今中外学者纷纷造访这片遗址,以至于武梁祠的研究成为中国建筑与艺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相对于作为单体建筑遗踪存在的武梁祠而言,徽州建筑以其规模庞大的群体性包容了明清时期各种形态的建筑文化,而且保存状态良好,但是徽州建筑因在史学框架中时空维度上的“先天不足”,直到半个多世纪前才回归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家族。

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徽州建筑被长期忽略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时空地域观和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主导旨趣等多重原因所致。事实上,无论北方建筑还是南方建筑,每个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但在史学研究领域,以学者现实的目的和学术立场研究历史由来已久,治史者依据传统的参照体系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内容和材料作取舍时,身居北方的建筑系统先入为主,而徽州建筑一段时间内被置于学术圈外。因学术传统和研究旨趣所致,一段时间内徽州建筑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所冷落不足为奇,整部中国建筑之书如此宏大,建筑史学大厦的建造也非一蹴而就。随着建筑史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调整和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徽州建筑必将逐渐绽放其独特魅力。新近在西方学术界誉为“新史学”转向越来越重视在历史叙事中,将重心下移至关乎庶民百姓的物质史,彼得·伯格在《图像证史》的开篇便提到:“一两代人以来, 历史学 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政治事件、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而且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等。”(16)此种学术路向已经波及到建筑史学,以往处于边缘地带的徽州建筑文化将逐渐回归中心,由此展开的徽州建筑史学研究格局远非建筑本体,以社会史、文化史、民俗史共同支撑的徽州建筑史将直接指向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群体的思维结构和造物观念,与之息息相关的建筑雕刻和装饰等视觉文化也将迎来学术研究的新生,更何况搭乘徽学研究的快车,徽州建筑终将获取公允的历史评价。